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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lking about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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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

      实施双语教育的根本目的，是依赖于本族语言的天然条件，进一步学好使用第二语言，促进个人以至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。所以，双语教育是民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搞好双语教育有利于民族教育的发展。双语教育的形成与发展，是受民族教育的特点制约的，双语教育的历史与民族教育的历史密不可分。因而，要了解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，必须先了解民族教育的历史。

　　一、中国民族教育的历史

　　发展教育是培养人的重要手段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。人类靠教育来传递先人的经验，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新人，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教育与社会密切相关，自有群体的人类之后，就有了教育，它顺应人类社会的需要而产生、而发展。我国的民族教育是整个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其特点和演变受不同民族社会特点的制约，并随着不同民族的发展而发展。但是，由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，任何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别的民族的影响，因而其民族教育也自然会受到别的民族的影响。所以，研究我国的民族教育，除了必须联系该民族的社会历史外，还要注意从民族关系中分析民族教育的形成特点。

　　我国的少数民族由于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不同特点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，不同民族之间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不平衡。50年代以前，有的民族还保存原始社会形态，有的正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社会，已进入封建社会的也有多种不同的特点。不仅不同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，有些民族的不同分布地区也存在明显的差异。因而，我国民族教育的特点极为复杂，呈现出多层次、多类型的特点，研究这一客观对象时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不同的分类。

　　从我国各民族中存在的教育形式上看，民族教育大致可分为无组织的教育和有组织的教育两大类。无组织的教育是一种自然教育，是在家庭或社会中无意识进行的，不经过一定的组织形式。而有组织的教育则是通过聘请专职教师和设立专门场所，系统地、有目的地来实现的，是一种有意识的教育活动。这种教育活动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，意识到教育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、体会到教育的价值后才产生的，是人类进步的表现。

　　非组织的教育活动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两大类。家庭教育是在家庭内进行，即女儿跟随母亲学习纺织、采集、做饭，儿子跟父亲学习耕田、打猎。实施家庭教育是长辈的天职，不付报酬，不规定时间，在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地传授，通过身传言教，儿女们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学会了适应生产、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能。社会教育是在群体（如部落、氏族、家庭等）活动中，年轻者向年老者学习某些适应群体活动的技能和知识，如拉弓射箭、械斗、宗教活动、婚丧嫁娶、围猎、盖房等。这些群体活动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主要是通过实践逐渐获取的。总的说来，非组织教育的内容主要是适应生产、生活以及社会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。

　　非组织的教育活动贯穿于一个民族的古今，有了人类活动就有这类教育活动，即使进入现代社会，有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，也还需要它，只是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地区由于发展水平不同，其内容也有所不同。如居住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族，经济生活以游猎为主，每个男子都要具有适应地形、气候变化的狩猎本领，如了解野兽出没的规律，辨别不同兽类的行踪等，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。青年男子从小就随父辈出外打猎，在实践中学会一整套狩猎本领。景颇族长期生活在森林茂密的亚热带山区，弹弓和刀是男子的两件法宝，出外必佩在身。儿童从六、七岁时就从父辈那里学会打弹弓和耍刀，懂得如何征服猛兽，只身进入森林。瑶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，家庭和社会教育主要由长辈口传身授，在实践中模仿学习狩猎、捕鱼、种植、制陶等生产技能，又通过唱歌跳舞，传授氏族文化。回族分布全国各地，从事多种不同的经济，因而，教育内容有农耕、农具制造、建筑、运输、商业、清真饮食、皮毛加工等。蒙古族男子自幼在家学习骑马、射箭和角力，称“男子汉三技艺”，进入青少年时期后，随父兄从事畜牧、狩猎、围猎，学习掌握从事畜牧业的知识和技能。台湾高山族在清代以前，经济生活是农耕兼渔业，社会教育是氏族、部落中的口传身授，世代相传。女子在家随母学习纺织、采集，男子在社会和家庭内学习农耕、渔猎、建筑、祭祀等技能。

　　没有本族文字的民族，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除口传外，还通过本族史诗、民歌、故事等传承本族文化遗产。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丰富的民间文学遗产，如藏族的《格萨尔》、柯尔克孜族的《玛纳斯》、白族的《创世纪》、哈尼族的《迁徙史诗》、彝族的《阿诗玛》等。各民族中还有不少具有惊人记忆力的歌手，他们能够背诵上万行史诗，能够通宵达旦地吟唱各类诗篇，成为一个民族传播历史文化的大师。这些民族诗人，在各种节日上吟唱，青年男女聚精会神地倾听，从中得到各种知识，受到本族文化的熏陶。景颇族的史诗《创世纪》描述了人类的进化，人类与自然、社会的斗争，包含了各种哲理，其丰富的造房、种植、猎物的故事，总结了先民生产、生活的丰富经验。景颇族男女从小就受到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熏陶，从中吸取了丰富的知识和智慧。

　　有组织的教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形式。最初是私塾，后来有义学、州学、府学、县学、书院、学堂等。其出现时间，各民族、各地区都有所不同。教育内容有的以本族语言、文化为主；有的以汉语文、汉文化为主；有的二者兼而有之；还有兼学另一少数民族语文、文化的。从教育的组织形式方面看，有官办、民办、私人办、宗教办等不同形式。有组织的教育存在两种不同的性质：一是非现代教育性质；另一是现代教育性质。就多数情况而言，现代教育一般始于20世纪初，是随着废科举、兴学堂的新变革而出现的。

　　如：蒙古族大约从13世纪起，出现了蒙古族学校教育活动形式，但开始主要是专人执教。13世纪初，成吉思汗令塔塔统阿教太子、诸王以畏兀字书写蒙古语。后来，窝阔台汗亦设国子总教及提举官，命贵臣子弟入学。到了元朝，元世祖设立蒙古字学和京师蒙古国子学，招收各阶层蒙古子弟入学。到了顺帝时，又增设司业、博士、助教、教授、学正以及提举官执教。元代的蒙古学校，除了设立蒙古文课外，还兼授算学、历史，以《帝范》、《贞观政要》、《通鉴节要》以及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的蒙文译本为教材。

　　侗族的学校教育始于宋代。《宋史·西南溪洞诸蛮·下》中记载：北宋神宗熙宁年间（1068－1077），诚州大姓杨光僭向朝廷请求建立校舍，朝廷批准卉办学校。明清期间，侗族地区建立不少州学、府学、县学、书院等。这些教育都以汉语文为教学语文，以汉族文化为教学内容。

　　瑶族的正规学校教育发展很不平衡，有的地区始于西汉，有的在宋代，有的在民国之后。明代统治者对瑶区采取“兴教化，立学校”的政策，招收瑶童入学。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，在平地瑶地区设五源书院。

　　朝鲜族也是在20世纪兴办现代教育的。这之前，朝鲜族由于受到汉族的影响，大兴汉学和儒学。1906年，延边龙井成立了中国朝鲜族第一所学校瑞甸义塾。1912年建立第一所朝鲜族中学。19l3年成立师范学校。

　　云南省德宏地区开办现代学校始于20世纪初。1905年云南德宏地区盈江新城开办了一所军国民学校。’1910年南甸建立了初等小学。民国初期，德宏地区设立劝学所和若干省立小学。耿马地区办了“土民学校”。西双版纳办了十多所小学，后在宣慰街建立十二版纳中学，在佛海设立佛海简易师范学校。

　　1905年前后，壮族的书院相继改为学堂。教育体制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都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做了改革。30年代，广西推行国民基础教育活动，在少数民族中推行“特种部族教育”，曾一度促进了广西教育的发展。

　　布依族地区也是在1905年前后改书院为学堂。教学内容增设国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等课程。1911年以后，各地纷纷建立了一批小学堂、中学堂。1913年在都匀建立了第一所布依族中学。

　　苗族过去没有自己的文字，学校教育主要使用汉文。明代，在汉苗杂居区，就已建立私学讲授儒学。嘉靖年间，湘西辰州（今沅陵）就设馆办学。康熙四十四年（17Q5），湖南苗族地区开始设立义学。后来义学的数量日增，出现不少秀才、举人。光绪年间，台拱、丹江、八寨等地共有苗族义学139馆。

　　藏族的现代学校教育是从清末、民国开始的。1907年赵尔丰在川边分设学区，创办官话学堂和初等小学堂，招收藏族子弟入学。1908年，清政府于京师满蒙文高等学堂附设藏文科。民国时，在该校基础上成立蒙藏学校，成为培养藏族高级人才的高等学府。19l6年，在拉萨创办的“门孜康”（医算局），是医疗、科研、教学三结合的体制。1938年，拉萨开办了国立小学。之后，在西藏、青海、四川、云南等地区小学数量有所增多，但入学人数甚少。

　　郑成功收复台湾后，于清康熙五年（1666）在高山族中建立“社学”，传授汉文化。清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统一台湾后，“社学”有了发展，聘请汉人传授儒学。之后，台湾巡抚刘铭传创立番学堂，在教学内容上做了改革，除学儒学外，还兼学官话及其他知识。

　　在新中国建立之前，我国民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教育与宗教存在密切的关系、表现在：教育内容主要是教经、教义；教育场所在寺庙、经院；学习者是小和尚、小喇嘛。特别是全民信教的民族，教育离不开宗教，宗教离不开教育，二者密不可分。我国少数民族信仰宗教的历史较长的，主要有伊斯兰教、藏传佛教、小乘佛教。宗教的教育活动主要在寺庙、经堂内进行，可称为寺院教育，部分民族如回、东乡、撒拉等的伊斯兰教教育称经堂教育。

　　我国的伊斯兰教是唐高宗永徽二年（651）由阿拉伯地区传人的。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回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东乡、柯尔克孜、撒拉、乌孜别克、塔吉克、塔塔尔、保安等10个民族都信奉伊斯兰教。伊斯兰教影响到这些民族的各个方面，但在不同民族中，与教育的结合情况不甚相同。

　　明嘉靖年间，清真寺教育有了较大进展。回族清真寺招收学生，专门聘请教师传授伊斯兰教知识，培养阿訇（专职伊斯兰教人员）。这一形式曾一度成为回族主要的教育形式。这类教育分“小学”、“中学”、“大学”几种。清真寺招收六岁以上的儿童，先学习阿拉伯文、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义的基本知识，这种教育称“小学”。农闲时间，招收中青年学习伊斯兰教五大天命（念、礼、斋、课、朝）、礼仪制度及教义、教法，称“中学”。大中型清真寺招收“小学”毕业的学生，由水平较高的阿匐讲授阿拉伯文、波斯文、哲学、文学以及伊斯兰教义、古兰经等，专门培养专职宗教人员，称“大学”。

　　维吾尔族早期信仰佛教。10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后，部分人改信伊斯兰教，到16世纪统一信仰伊斯兰教。所以，早期维吾尔族教育受佛教、伊斯兰教的影响，后来主要受伊斯兰教影响。早期的经文学校主要传授宗教知识，培养专职宗教人员，19世纪末，加授文化知识。

　　东乡族历史上传统教育的主要形式是经堂教育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在东乡扎木池等地创办敦德蒙学堂、正兴蒙学堂、敦睦蒙学堂等。民国期间，学堂改为小学。

　　1870年前后，在哈萨克族地区设立了伊斯兰经文学校。这个学校除宗教课程外，还设历史、地理、算术等课程。

　　佛教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。佛教传入后，在不同民族中有不同的特点。流行在藏族地区的称藏传佛教，俗称喇嘛教，后又传入蒙古、裕固、门巴等民族中。早在7世纪初，藏王松赞干布除颁布学习藏文的法规外，还派大批青年到唐都长安读国学，还聘请唐人以及印度、尼泪尔人翻译佛经经典。8世纪初，藏王墀松德赞还派人去内地及印度学习佛教，请印度僧人创建西藏第一座佛教学经寺院桑耶寺。9世纪中叶赤祖德赞执政后，寺院教育有了较大发展。1074年建立了葛当派桑普寺，兴起了讲、辩、著、实践的经院教育学风。13世纪初，萨迦派萨班·贡噶坚赞撰写《智者入门》等阐明教法的专著，总结了寺院教学经验。15世纪初，宗喀巴建立甘丹寺创格鲁派，其弟子先后建立了哲蚌，色拉、甘丹、扎什伦布等学经寺院，对学经制度作了改革。清代，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在拉萨设立培训僧侣官员的专门学校。后来，藏族的寺院教育还对蒙古、上、门巴族等民族有所影响。自16世纪后半期（明代）起，随着喇嘛教在蒙古族地区盛行，出现了寺院教育。这类教育通过寺庙培训僧职人员，通过“扎仓”（学院）培养喇嘛学者，学习、研究、翻译藏文经典的人日益增多。因而，以学习蒙、藏文以及医学的学塾有了新的发展。门巴族教育受藏族影响，使用藏文。从11世纪藏传佛教传入门隅地区始，门巴族接受寺院教育，出现宗教知识分子。

　　傣族信仰小乘佛教，后来传入布朗、德昂等民族中。本世纪50年代以前，傣族的佛寺教育是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。特别是在西双版纳、孟连、耿马一带，儿童多要到佛寺当和尚，学习傣文和佛教教义，少则数月，多则数年或更长些。这些和尚是傣族的知识分子，其中分“都”（佛爷）、“都弄”（大佛爷）、“祜巴”（导师）等级。但德宏地区不同，儿童不进寺庙当和尚。在清代，德宏地区已出现私塾，培养兼通傣汉两种文字的青少年，但学生多是上层子弟。本族文化教育除部分地区在寺庙进行外，一般是采取民间自愿组合形式。村民组合一起聘请傣文水平较好的人传授，一般学到能读、能写为止，秋后各家以稻谷交学费。布朗族信仰佛教，其教育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，儿童进佛寺学习，主要学习傣文佛经，有的掌握傣文和佛经后，升为佛爷，成为布朗族的知识分子。

　　近代，西方传教士进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基督教、天主教，对民族教育也有一定的影响。有的传教士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了拼音文字，用新文字翻译了圣经，编写了教科书，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。如1899年，英国牧师党居士在贵州安顺办起苗夷学校，是苗族第一个教会学校。该校主要学习汉语文。1905年英国牧师柏格里在贵州威宁石门坎办了教会学校——光华小学。他与一些苗族知识分子设计了苗文拼音字母——后称柏格里苗文，用它出版了圣经和苗族文学。19世纪40年代后，西方传教士在景颇族地区创制景颇文，并开办学校。1922年起，先后在等嘎、卡兰、卢兰建立了三所教会学校，教授景颇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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